近年来，在艺术重返自身的过程中，艺术作品充分获得“自我”与本体意义上的纯粹性，特别是精神层面上的深化，使当代艺术显现出浓郁的“人性化”特点。然而，不少画家在高喊“物我两忘”的口号声中，放弃了对“物”的研究，对“客观”现象的观察，对现实生活的关注，在一味“自我”、“个人情绪”化的语言表现、符号图景中，一方面是空前的艺术进步，一方面是导入深深的误区。事实上，任何的艺术都只能是特定客观事物的本质化形式表现，以表现一种特定的感觉与感受。归纳起来，无非是从宏观上对“物”、“我”关系的把握，从而在不同层面上勾勒出一幅“心灵图景”的外化样态。

　　我们的出发点是，在充分展现人的精神世界的前提下，对“物我”取向的孰重孰轻，应由画家自由选择。在画家笔下“物”可以对象化为“我”，“我”亦可以移情于“物”，因此，“物我”作为艺术范畴的概念，他们不应是对立的关系，他们都同时可以呈现多样性、丰富性与交互性。关键的问题是：哪些更符合艺术规律与艺术本质，以及我们从什么角度，以什么为标准去进行选择！

　　画家马国强多年来坚持在生活中寻找、捕捉灵感，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人物画，并形成了自己的形式语言与风格技巧，进而在具象、写实绘画中探索一条雅俗共赏、喜闻乐见，又不乏学术性、艺术性的创作之路。在这条道路上，画家并未停留在对客观世界表象的逼真“摹仿”上，而是力求深入人物的内心，以形写神，致使作品既具有中国画的笔墨魅力，又具有一种当代审美力量的穿透感。为此，画家马国强的足迹遍及太行山区、中原大地及少数民族地区，他熟悉那里的父老乡亲，他们的音容笑貌、喜怒哀乐、性格特点都留在了画家的心间，每每进入创作状态，这些性格鲜明的人物都一一涌现笔端。可以说，马国强的艺术资源在于生活，马国强的精神资源也在生活，他深知丰厚的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启迪，是使创作摆脱千篇一律、贫乏与模式化的重要途径。因此，他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是汲取生活、表现生活的结果。不如此，画家笔下的人物形象、性格，难以做到如此丰满、如此生动与如此神完气足。

　　作为一位具有表现性特点的写实画家，马国强在注重生活的前提下，同时又十分注重人物性格、精神的本质表现。譬如，他笔下那些耕耘在土地上的农民憨厚与坚韧并存，那些刚刚入城市找工的农民脸上露出天真与由衷的笑容，以及丰收的欢歌笑语……甚至那些雪域高原上的虔诚的喇嘛们肃穆庄严的面容，大凉山上彝族姑娘的身影等等，都被画家表现得细致入微，神形俱全。如果我们仔细地审视一下作品本身，就不难发现画家在刻画人物眼神上的精巧手法与笔墨处理，嘴角表情的用笔储蓄蕴藉，手的表现充满性格特点等等。尽管如此，写实不是写真，严格地说，写实绘画最能检验画家的艺术能力，如果能把写实绘画在艺术上十分完美、神完气足、虚实相间、形神兼备，恰到好处，那无疑对画家在艺术上是一种挑战，也是一种回答。

　　马国强的绘画理念是：把自己的艺术取向在物我之间，寻找恰到好处的契合点，既不走“物”的极端，也不走“我”的极端，他试图在两者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。在“物我”之间，使他的创作领域更为广阔，也使他在艺术上显示出一种游刃有余的自信与自由。在“物我”之间，是一种艺术上的智慧表现，具体在作品中，我们看到画家的作品是写实与表现的结合、形象与意象的结合、形与神的结合、客观与主观的结合，所以，在画家的作品中才流露出不同于一般的生动气韵与勃勃生机。虽然是从“写实”出发，但画家对形象的取舍扬弃、删繁就简以及线条的主观性组织与处理，尤其是长线为骨架，辅以短线、折线所构成的表现性，使之更具本质化，墨色的浓淡配置，笔中有墨、墨中有笔，以及枯笔、飞白的运用，都使画面平添了韵律、跌宕起伏的变化与形式意味。这样处理的结果，自然使画家笔下的人物形象游于“物我”之间，并获得了一种若即若离、有意无意的活力与现代气息。

　　取向于“物我”之间，无疑是马国强面对当今绘画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等无序性的一种应对策略与立场。他认为，在今天面对喧嚣与焦虑，以不变应万变不失为一种主动性，坚守一方土地，将其完美，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做法，而人云亦云，缺乏持之以恒则是我们的教训。艺术走向现代是一种逻辑的必然，但奢谈现代而不去做学问，那是一个深深的误区。写实作为艺术表现手法，在整个人类的现代进程中，它将愈来愈逼近艺术真谛，其美感魅力是不会消失的。

　　马国强坚信这一点，他朴素地实践着“物我”之间的艺术取向，也许他面对的空间更广阔。

文/徐恩存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）